1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

　　在上个星期《朝圣之途》的节目当中，我跟各位谈到了托钵修会中的方济会、道明会的会士们从事学术上的研究，因而形成了学术史上著名的士林学派。上个星期在节目当中，我们只不过是点到为止。今天让我们为各位在做比较深入的说明，欢迎您的收听。

　　在为各位介绍士林学派之前，我认为先应该要为您说明中古全盛时期的教育和大学的兴起，这样会更有助于听众朋友们对士林学派的兴起以及发展的情形有所认识和了解。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早期中古的文化中心是修道院。每一座修道院都设有学校，这是公元第七到第十世纪之间西欧仅有的教育机构，因而有“欧洲心灵堡垒”的称号。到了第十世纪，修道院学校逐渐的衰落，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都已经变成了训练修士们的专科学校。对一般社会没有直接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主教座堂学校。

　　十二世纪初，法国就有50多所主教座堂学校。而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大公会议的时候，更命令每一个教区应该要设立一所学校。无论修道院学校或是主教座堂学校，目的都是在训练教会的人才。所以在课程的安排也就依照这样的目标来规定。圣经和教父们的作品是主要的读物，传统的三文和四义也是重要的教材，统称为自由教育。借着学校教育古典文艺的某些部分才得以流传下来。

　　就因为这个缘故，中古学者对古典文艺当然也就只有零星的、片段的知识了，但是他们求知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一旦有新的史料被发现，他们的后代就能够继续发扬光大。例如，到了十二世纪的时候，有了有别于第五世纪的鲍伊夏斯所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旧逻辑之称的《新逻辑》出现于世。辩证学成了大学的主科，以及士林哲学的兴起也是由此开始。

　　十二世纪之后，许多希腊文与阿拉伯文的著作被翻译成了拉丁文，四义也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不过，当时的大学已经被辩证，法律，医学所占据，科学的研究乃被置于大学的门外。我们可以这么说，十二世纪以前，西方学术的中心先是修道院学校，继之的是主教座堂学校。十二世纪之后，学术的中心移到了大学。大学是由主座堂学校顺便而来的。我们可以说，教会学校是中古文化的摇篮。

　　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最大的贡献是促成大学的产生。各大学的精神和组织直到现在还有部分被保留了下来。由于逻辑的普遍受欢迎以及罗马法的被重视，许多主教座堂学校在一些著名学者的领导之下逐渐演变成为大学。中古大学的兴起应该这么说，它是自然演变成的，并不是根据法规而创立的。第一所享有大学之名的学校是意大利沙莱诺地方的医学院。但是实际上，第一所中古大学的美称应该属于意大利的波隆那。这所大学除了法律之外，还没有人文和神学的研究科目。

　　而中古的大学之冠，应该属于法国的巴黎大学。巴黎大学是由圣母主教座堂学校和两所修道院学校组合而成的。从十二至十四世纪，欧洲各地，包括了现在的英国、日耳曼、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波兰、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的境内，都已经有了大学的设立。因此，到这个时候，大学已经成了欧洲的正式教育制度和学术中心了。

　　十二世纪末叶，欧洲的大学摆脱了主教、修道院以及政府的管辖，而由教师和学生自动组织学人或师生协会，为的是保障学术的自由和经济利益。以团体的力量来对付地方教会和政府当局的控制，排除不合格的教师，或是对付过分苛求的地方百姓。各地的大学或是获得皇帝或是得自教宗所颁示的独立自治的特权。还有的获得教会的资助，作为大学的基金，例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波洛格纳大学。以后的大学大都是由王公们所创的，但是总有教宗的赞助。

　　随着大学的兴起和托钵修会的崛起，开始了中古神学的春天，也就是所谓士林学派时代。从神学的著作与理智的造诣而言，十三世纪可以和公元400年左右的教父时代相媲美。中古时代的学者们最大的兴趣在于哲学和神学。因为教会内的学者们对自己的信仰愿意找出一套合乎理性的解释，加以融会贯通，使它成为一种完整的学问，这就是所谓的神学。但是在这个之前，必须要先建立一个哲学体系。因为这种工作是在学校里展出来的，因而就有士林哲学或经院哲学之称。

　　士林哲学的兴起导源于希腊哲学的著作，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在十二世纪以前，西方学者所知道的亚里士多德只不过是第五世纪鲍伊斯所翻译的《旧逻辑》，以及散见于其他书本当中的零星文字。但是到了十二世纪的末叶，几乎所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先后翻译成了拉丁文。除此以外呢，重要的阿拉伯哲学作品也有了拉丁文的翻译本。

　　这对沉默已久的西方思想界确实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不单单只是知识领域的扩大，而且对获得知识的方法也有了新的进展。在一个还不知道用实验来治理学问的时代，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成了获得新知识的法宝。只要有几个被认为是真学不变的大前提，许多新结论都可以因此而发现，或是推翻旧的结论。同时，许多过去认为不可解释的难题，也可以用逻辑来解释或是消除。还不止于此呢，某些学者甚至于认为，自然界的知识固然可以用逻辑方法来发掘。连教会内属于超越自然界的启示，也可以用逻辑的方法来解释。

　　十二世纪的中叶，逻辑可以说是最最热门的学问。当时不仅出了许多有名的学者，也发生了许多激烈的争辩，其中最为突出而又最为狂傲的要属彼得雅培拉。是他推动了研究逻辑的兴趣，也是由于他的教学，使巴黎成为著名的学府，我们封他为士林哲学的鼻祖。他在历史上所以占有地位，是因为他是一位走在时代尖端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曾经写了一本名为《是与非》的逻辑习题之类的课本。彼得雅培拉从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当中收集了正与反两方面的言论，来说明158条有关神学的论题，让读者自己去推敲，去下结论。雅培拉编写《是与非》这本书的原意是要启发学生对问题应有怀疑的态度，提出新的问题，然后设法去求得解答。

　　在雅培拉以后的学者也开始采用这种是与否两面的教学研究法。他的得意门生彼得隆巴德师承雅培拉，写下了第一本神学教科书。士林哲学大师圣多玛斯阿奎纳的名著《神学大全》也采用了正反方式。所不同的是，圣多玛斯阿奎纳自己为自己所标出的每一个问题写下结论，并且加以证明。同时又根据各方面的理论来推翻反面所持的理由，使阅读《神学大全》的人能够知所抉择。

　　从雅培拉开始用逻辑来解释基督宗教的信仰之后，十二、三世纪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面临着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协调信仰和理智。这两者之间有着何种关系呢？因为摆在这般学者的跟前，一边是天主的启示真理，人的理智固然可以设法理解，而有的就根本不能够理解，却万万不能够加以怀疑；而另一边则是非基督教的哲学，尤其是希腊的和阿拉伯的哲学，是人自己运用理智所获得的真理。但是其中的某些理论和教会的信仰之间显然有着很大的出入。可是，信仰和理智都源自于一个造物主，两者之间不应该有矛盾存在的。既然如此，那么又怎么来解决这表面上的矛盾呢？换句话说，理智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应该要如何来协调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一套哲学体系的出现，这就是所谓的士林哲学。因为这些学者是用哲学来解释信仰的，他们既是神学家，也是哲学家。在士林哲学中，神学和哲学是分不开的。他们之间由于传承的不同而形成了三大派别。

　　第一派，我们称它是奥思定派，以圣安色尔摩为代表，他们所坚持的原则是：我信，所以我才能了解。理智信仰之间应该有先后之别，信仰第一，理智第二。因而在解释神学问题时，理智必须要接受信仰的指示，才能够免入歧途。

　　第二派称为亚弗洛伊斯派。亚弗洛伊斯，他是回教摩尔哲学家和科学家。他注解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被翻译成拉丁文之后，对西方教会的神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亚弗洛伊斯的学说，以及经过他翻译注释之后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教会的信仰有很大的出入。信仰基督的亚弗洛伊斯学派认为：信仰和理智原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知识范畴，彼此不相往来。既是如此，所谓理智和信仰之间的矛盾就根本不存在。那么两者之间也就不需要调和了。信仰和理智是可以共存的，虽然两者不能调和，但是毕竟都是真理，所以没有必要去追求他们之间不调和的原因。

　　第三派呢，称为多玛斯学派。当然了，您听了也知道，这个学派是以圣多玛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多玛斯学派认为，信仰和理智都是达到真理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信仰和理智既然是从同一个真理的根源，也就是天主而来的，那么两者之间绝对不能有真正的矛盾。如果有矛盾，那也不过只是表面的，是人为的。而解答这种表面的和人为的矛盾，正是士林哲学的任务之一。圣多玛斯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把教会的教义做了一个系统化的综合。他所写下的《神学大全》就是系统化综合的具体表现。它尽量采用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说明理智和信仰的调和。信仰和理智之间不仅没有矛盾，相反的，信仰是指引着理智，使得理智不至于陷入歧途；而理智呢，则是有助于我们更容易接受信仰。《神学大全》几乎成了士林哲学的圣经，而多玛斯学派因此也就成为士林哲学的主流。

　　圣多玛斯的成功得力于前辈学者不少，尤其是他的老师大雅尔伯，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和圣多玛斯同时的著名的神学家是圣文都辣。文都辣则强调意志的重要，理智次于意志，因此他的神学偏重于神秘主义。在士林哲学当中，有所谓以圣多玛斯为首的道明会派和圣文都辣所代表的方济会派也就是因此而来的。大雅尔伯、圣多玛斯、圣文都辣，三个人代表了士林哲学的黄金时代。三个人也都先后执教于巴黎，巴黎也就成为十三世纪士林哲学的重镇。到了另外一位方济会士真福董思高之后，士林哲学开始逐渐的衰落了。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朝圣之途》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星期同一时间《朝圣之途》节目当中再会。祝福您，天主的平安与喜乐与您同在！